李文亮之死有感

大致事情经过

我自己的语言能力有限，直接复制一则公众号的介绍吧：李医生走了，我希望他清清白白地去天堂

李文亮医生，是因为“造谣”而为人所熟知的。
甚至就连他同一个医院的许多同事，都是因为那次“造谣”，才知道这个原本在人群中和我们一样默默无闻的普通人。
一个月前，12月30日17时48分许。
李文亮在一个150人左右的同学群中突然发布了一则信息：
“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在我们医院急诊科隔离”。
3天前的12月27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科主任张继先医生，两次和医院一起，把疫情上报给武汉市江汉区疾控中心。
12月30日，武汉市卫健委印发的《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在网络上流传，其中要求严格信息上报，并强调“未经授权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救治信息”。
同一天，李文亮医生在群里发了那条信息。
准确来说，这个病的确不是SARS，也许是看到了那份报告，也许是从医院方面得到了新的消息，李文亮医生马上又在群里更新了：
“最新消息是，冠状病毒感染确定了，正在进行病毒分型。”
他最初的想法，只是提醒自己身边的人，这次的情况可能不简单，要做好防护。
可是，一名群友已经把他的对话截图发上了网络。
而且，只有SARS的前半句，没有后半句，也没有隐去李文亮的名字和职业，就这么上传了。
在警察的视角里，只看前半段话是有问题的。
他和警察都被这个断章取义的截图坑了。
不久，李文亮就被医院监察科约谈，1月3日，他被叫到到辖区派出所约谈，签了一份对“违法问题”警示的《训诫书》。
这样经历的还不只有他一个人。
在官方今天表彰最早上报疫情医生张继先的新闻中，有这么一句话，“张继先同志以超强的专业敏感意识，最早判断并坚持上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张继先医生是12月27日就发现问题并上报的，而李文亮医生和其他几个人稍晚一些，是12月30日及以后。
这也就是说，从张继先医生开始，几乎每一个医生在发现疫情不对并上报的过程中，都遭遇了“阻拦”。
张继先医生是那个坚持到底了的人。
李医生不是张医生那样说话有影响力的院长，他只是一个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
不过，虽然他不是第一个上报疫情的人，但很多同事因为他传递的消息，提前储备了一些口罩和防护用具。这让他们幸免于感染，并在之后防护用品紧急的日子里，短暂地支撑了一段时间。
李文亮坦然接受了这个训诫，签了字按了手印。
随后，疫情伴随着春节进入大爆发状态，我们所有人都度过了一个永生难忘的春节，也见证了武汉市政府某些官员在这个事件中种种令人智熄的操作。
拍着胸脯保证结果被打脸、物资发放不及时、面对疫情一问三不知、红十字会怠慢医疗物资耽误了前线的救援。
….
在确诊后，李医生的病情迅速地恶化，从1号确诊后不过短短的5天时间，就已经恶化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网传，2月6日晚21时许，武汉市医院对李文亮医生的救治使用了人工肺ecmo。
22时左右，媒体上传出他死亡的消息，无数人彻夜无眠，等在手机前为他祈祷。
但他还是没能挺过来。

普通视角的感受

普通老百姓的我，最初在微博看到他上热搜了，因为确诊。
他自己发了个微博说，终于确诊了，还补了一个狗头，另外一则微博则稍微回忆了事情经过。
我当时觉得，这医生，也就是和我一样类型的人，微博晒晒生活，逛虎扑，爱追剧，也爱吐槽。我觉得他那么年轻，肯定不会有事的。
再就是2月6日晚上，睡前，直接爆出李文亮医生去世。朋友圈一片哀叹之声，当然，还夹杂着愤怒。我也发了朋友圈，将以前中央台的处置八名医护人员的照片发了。
后来又说是在抢救。ECMO？我现在才去查了是什么工具。百度百科的介绍:ECMO

ECMO（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中文名体外膜肺氧合，俗称“叶克膜”、“人工肺”，是一种医疗急救设备，用于对重症心肺功能衰竭患者提供持续的体外呼吸与循环，以维持患者生命。
ECMO的本质是一种改良的人工心肺机，最核心的部分是膜肺和血泵，分别起人工肺和人工心的作用，可以对重症心肺功能衰竭患者进行长时间心肺支持，为危重症的抢救赢得宝贵的时间。ECMO是目前针对严重心肺功能衰竭最核心的支持手段，也誉称为重症患者的“最后救命稻草”，是一项顶尖的生命支持技术，它是代表一个医院、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危重症急救水平的一门技术

意思就是再进行最后的抢救。朋友圈都在祈祷，以为他会像英雄一样站起来，但是他没有。

我不清楚对于一个心脏停止跳动的人，继续这样做有什么用？有可能真的只是上面有命令，不能死？我不清楚，也没办法知道。因为在中国，一般都是某些调查组调查，然后官方文件罢免谁，开口结尾也都是套话。

想法

经过这件事，我有一些自己的想法，觉得需要写出来。在这之前，我先把一个朋友圈看到的觉得写得很有道理的文章贴出来。

吴敬琏: 建设一个公开、透明、可问责的服务型政府

我觉得这篇人民网的文章写的很好：疫情反思|吴敬琏: 建设一个公开、透明、可问责的服务型政府

2002年11月初现于广州的SARS疫情，由于有关部门的疏忽和失误，到今年3-4月之交，酿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危机。
面对着严峻的形势，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当机立断，改弦更张，摒弃了处理这类事件的传统做法，大幅度提高了政府施政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撤换了不称职和有失误的官员，组织和带领政府工作人员承担起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职责。
这一系列举措，加上此前政府领导人工作作风和新闻报道等方面的改进，在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吹起了一股新风。尽管在非典疫情初期发生过一些政府部门的工作严重失误，也出现了为数不少的渎职、退缩和工作不力的官员，一度造成了疫情扩散失控的危险态势，但党政领导人亲民、负责、务实的形象还是得到了全国上下和国际社会的强烈认同，由此很快形成了全国上下戮力同心迎战非典的局面，使疫情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了遏制。
这次危机的整个过程说明，我们的社会组织、公民素养，特别是沿袭多年的政府处理危机事件的方式和做法存在着极大的缺陷。因此，这次非典危机实际上是一次社会治理的危机。在疫病过后，也就面临着一个二者择一的选择：或者是吃一堑、长一智，真正汲取教训，不失时机地推进政治和社会体制方面的改革，防止今后出现类似的失误；或者是好了疮疤忘了痛，疫病的压力一旦减弱，传统思维方式的惯性就把人们重新推回到旧体制、老路子上去。如果是后者，结果就会象许多普通百姓所担心的那样：“白得了一次非典”，以后还会重蹈覆辙。近日卫生部和北京市某些官员在记者招待会上当众发表的完全可以称得上奇谈怪论的惊人言论，使大家都能看到，这种危险何等地现实。
痛定思痛，我们应当从这次危机中汲取什么教训？如何推进改革？我看最重要的是政府应当沿着“亲民”路线，从公开性、透明度和对党政官员的问责制度着手，改变政府的施政方式和社会的治理方式。

把“全能大政府”体制颠倒了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主仆关系校正过来
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社会制度的最重要特点，是“全能大政府”包揽了从经济到政治一切事务的决策权。从经济方面说，国有经济一统天下，垄断了所有类别的经济信息和经济资源，企业只是政府手里的“拨一拨，动一动”的算盘珠子，个人更是从摇篮到坟墓一切听从政府安排。
这样的经济体制最终把中国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危机带来了转机。它促成了我国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经过20多年的艰苦努力，我国的经济制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转变的过程虽然纷繁复杂，但就其本质来说其实也很简单，这就是政府放弃垄断，把经济决策权归还给经济活动的当事人，由他们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和各自的利益判断，分散地进行决策。20多年来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的举世公认的成就，从根本上说来就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伟力获得解放的结果。
尽管目前我国经济体制在一些重大的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改革，毕竟市场经济的轮廓已经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而政治体制方面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就要逊色得多。邓小平在16年前就提出过政治改革不能长期落后于经济改革，不过即使在那以后，它的推进仍然十分缓慢。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启动政治改革，但迄今为止离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这次SARS危机就使政治社会体制方面存在的缺陷暴露无遗。
传统的政治和社会管理体制的主要弊端，在于“全能大政府”体制颠倒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主仆关系。130年前马克思在讨论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曾经反复申论，最重要的事情是全力防止“社会的公仆成为社会的主人”。在“全能大政府”的体制下，虽然一些党政机关和官员也把“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的口号写在墙上，挂在嘴边，可是他们实际上处在“社会的主人”和“群众”的“首长”的地位上，可以以“国家目标”的名义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社会，在一切问题上、包括关系人民重大切身利益的问题上替自己治下的“百姓”做主。
在我们这样一个有长期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这种完全颠倒了的关系甚至能够得到被统治者的认可，例如地方官员被称为百姓的“父母官”，为政清廉的官员，被赞誉为“民之父母”，都成为见惯不怪的事情。至于一些不法官员则利用自己的权势对百姓颐指气使，不但不受选民和纳税人的监督，甚至连请愿和“上访”也被看成“违法”“犯上”行为从而被禁止,事主甚至遭到迫害。
正是因为存在着这样一些与现代政治文明格格不入的陈规陋习，才会使一些负责官员在SARS传播这个关系大众生命安全的问题上采取极不负责的态度，封锁消息、隐瞒疫情、散布虚假信息，居然还自认为理所当然，合乎政府办事的规程。
要把这种被颠倒了的主仆关系重新颠倒过来，重要的不在于宣言，而在于建设对基本人权和对政府权力约束都有明确设定的宪政秩序；这就是说，要按照中共十六大的决定，推进政治改革：提升政治文明，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法治社会。掌握着国家权力的党政官员必须是可问责的。人民群众对公务人员监督权和罢免权的行使，要通过可操作的法定程序切实得到保证。

政务公开，公共信息透明化
信息公开方面出现如此重大的失误，个别负责官员固然有一定的责任，然而更重要的问题却在于全能政府体制下形成的一套陈规陋习，其中包括对大众传媒的行政管制
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对于决策权的垄断，通常靠他们对于公共信息的垄断来支撑。政府在执行公务过程中产生的信息，本来是一种公共资源，是公众得以了解公共事务和政府工作状况，监督公务人员的必要条件。因此现代国家通常都有信息公开、“阳光政府”的立法；除了由于涉及国家安全并经法定程序得到豁免的公共信息，都要公之于众。只有建立起信息透明的制度，才能把政府和政府官员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但是,全能政府的体制却往往把公共事务的处理和反映处理过程的信息看做是党政机关的“内部秘密”。这种体制的长期运行，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应对危机事件的套路：无视人民的知情权，实行所谓“外松内紧”，严格“保密”，在公众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在政府内部寻求处理的办法。
于是，获取信息成为一种特权，不法官员可以把公共信息化为私有，用以作为寻租的工具。他们不但可以利用这种不透明的制度牟取私利愚弄公众，也可以利用它来蒙骗上级行政机关。近年来许多贪赃枉法的官员利用舆论钳制，一手遮天，欺压群众，作威作福的案件长期不能得到揭露，实在足以使人触目惊心。
由于对待疫病等突发事件的这种老做法基本没有受到触动，在SARS疫情开始扩散的时期，一些政府官员就是按照老套路办事的。SARS疫情于2002年11月初现于珠江三角洲。到今年的二三月间，公共卫生部门已经清楚地知道广东地区爆发了一种病因和传染途径都不分明的烈性传染病。
3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向全世界发出出现急性呼吸系统流行病的全球警报。但是我国公共卫生部门继续对公众、乃至医疗机构封锁消息，以致在各医院在知识准备和物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一位在广州染病无法得到有效治疗而辗转到太原和北京求医的山西患者，就使这种危险的瘟疫在北京和整个华北地区传播开来。仅北京的人民解放军301和302两个医院，就有数十位医护人员染病，而和卫生部只有一条马路之隔的北大附属人民医院仓促上阵，与SARS进行“肉搏”，导致40多位医务人员倒下、主任医生丁秀兰病逝。到4月上旬，疫情在北京全面扩散，而在这时，卫生部门的负责官员还公然一口咬定，北京只有12个SARS病例，死亡3人；“中国部分地区非典型性肺炎疫情正得到有效控制”，“在中国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
人们不能不问：如果不是遵循上边所说的那一种传统的套路，对疫情加以封锁，蒙骗公众，SARS疫情何至于发展到如此灾难性的地步，这么多人的生命又怎会遭受如此重大的牺牲？
在信息公开方面出现如此重大的失误，个别负责官员固然有一定的责任，然而更重要的问题却在于全能政府体制下形成的一套陈规陋习，其中包括对大众传媒的行政管制。在现代社会中，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乃是社会信息交流的主要渠道和公民行使宪法赋予自己的知情权和监督权的有力手段。但在传统体制下，它们被称为“宣传工具”或“舆论工具”，也就是传达领导声音、落实领导意图、形成领导所希望的舆论的工具。这样，它们的重要社会功能都被这种宣传工具的功能所取代，甚至社会新闻哪些可报道，哪些不能报道，都要由有关领导定夺。
在社会生活日益丰富、生活节奏日益加快、“信息爆炸”的今天，遏制传媒发挥应有的作用，只会使社会生活处于信息阻断的状态之中，其经济、政治和社会后果将十分严重。这次SARS危机初期，有些传媒的领导和某些新闻从业人员生怕宣传主管机关怪罪下来，延误了公众和政府领导人及时掌握疫情的时机，这是使SARS迅速扩散，形势差一点完全失控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传播体制的改革应当尽快提上议事日程，成为SARS危机之后提升我国的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一项重点工作。

提升社群自组织能力
应该填补“社群缺位”。发育良好的市民社会和社群组织不但可以从多方面弥补政府的不足，而且能够起到与政府工作良性互动的作用，使社会成员对于国家更加具有向心力和认同感
现代社会利益多元，社会活动五彩缤纷，公共事务不能仅仅靠党政机关和行政官员来处理，而要发展市民社会，广泛实行各种社群的自治。然而，传统的“大政府、小社会”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却是国家权力的充分扩张和市民社会活动空间的尽量压缩，因此在1956年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1958年实现“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化以后，除了独立性岌岌可危的家庭，其他的社群组织都已不复存在，整个社会的三百六十行，不论属于什么行业或领域，都被整合到一个以官职为本位的统一单调的行政科层体系中去。这是一种缺乏生机与活力的“纤维化”体系，或者叫做“没有社会的国家(state without society)”。如果政府领导作出决策和下达命令，这种组织体系可以运用国家的权威，动员一切能够调动的资源去实现特定的国家目标。
但是，这样的体系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社群缺乏自组织能力，遇事只能依赖于政府的命令，任何非国家规定的项目或未经官员允准的活动都只能停顿下来，或者举步维艰。因而，在这样的体制下，不可能出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当然也不可能有经济文化的全面繁荣。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家庭的功能开始复苏，民营企业等非政府组织作用也日渐提高。但是，其他方面的社群组织，例如社会基层的自治机构、行业性的同业公会、以及具有专门目标的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NGOs)仍然十分弱小，这表明民间社会的发育程度很低。有的学者把这种社会组织的缺陷叫做“社群缺位”。
在这次SARS危机中，这种自组织能力薄弱、市民社会发育不良的缺陷使中国除了政府单打独斗，几乎没有社群组织有力量提供普及知识、募集资金、为患者和医疗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等活动。
而且，由于科学研究、医疗设施等社会机体都归并到了实行“官本位”的行政科层体系中去，对于病源和诊治方法的正误不是按照严格的学术规范和科研程序作出判断，而是由官员说了算，“谁的官大谁就是真理”，造成了重大的损失。有人说，中国的科学家在SARS面前整体打了败仗。其实在我看来，造成失败的并不是中国的科学家，而是行政化、官本位的科研体制。在政府采取撤换责任人员和如实披露信息等果断措施以后，由于从全国各地来京打工的民工缺乏社群的归属，北京有上百万外来人员夺路而逃，四散回乡，造成了疫情向防治力量极其薄弱的农村地区扩散的极大危险。这一事件，也凸显了大城市中外地居民缺乏自己的社群归属所产生的严重社会问题。
看来，现在应该是开始填补这种“社群缺位”的时候了。发育良好的市民社会和社群组织不但可以从多方面弥补政府的不足，而且能够起到与政府工作良性互动的作用

谁的错误？

疫情发生之后，由于武汉政府的一些做法，各种不合理，各种打脸，因此大家群情激奋，希望秋后算账。
我最开始也是有这样的思路和想法，并且转变了对武汉的看法，武汉人的看法。现在想想，很危险。就像电影《教父》说过的的一样

不要憎恨你的敌人，那会影响你的判断力。

人如果只会被舆论带着跑，也就是愚民了。
以前上历史，老师都喜欢分析直接原因，根本原因，那我也来分析一下直接责任人和根本责任人吧。

直接原因

直接原因可以列出来很多。

华南海鲜市场为什么可以违法卖野味？
为什么人吃饱了没事干要去吃野味？
医生上报之后为什么领导不重视？
领导不仅不重视还摆万家宴？
卫生健康委有什么底气出来说“疫情传染力不强”，“可防可控”，“不存在明显人传人”？
为什么不早些封城？
为什么在疫情来临之后，部署还是各种疏漏，红十字乱发物资？
云南为什么可以扣重庆物资？
黄冈负责人可以一问三不知？
鼓励居家隔离，又后续提出居家不行？
双黄连可以治病？

这样容易激起民愤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大家被困在家里，每天看新闻。除了真正游手好闲的人，大部分人都有工作，要养家，要奋斗。造成中国损失这么大，以上每一件事的主体都会被喷的狗血淋头。
大家突然发现，以前新闻上外国每天枪击案、车祸、水灾、火灾，中国每天和和美美的景象不见了。原来中国的各行各业这么不堪一击。

政府无能，漏洞百出，手足无措。
科学家关键时刻能力差，忙着发论文，特效药要等疫情结束才能找到？
普通百姓，素质极低，隐瞒疫情走街串巷，害人害己。
部分口罩厂家，生产劣质口罩，从中牟利，无异于谋财害命。
店铺商家，坐地起价，发国难财。
键盘侠指点江山，空口造谣。

现在想想，其实出错的，不只是政府，还有我们百姓，还有各行各业。或者说，全人类都没有准备好。

疫情早期，政府不重视。疫情爆发后，各行各业都来出丑。这是现状。

根本原因？

要说根本原因，其实就比较难，就算说得出来，很有可能没办法改过来。

人类都没有准备好

谁在之前都没有觉得这种事会发生，疫情来了之后都是手足无措。非典、埃博拉、禽流感、猪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
虽然造成的结果都很致命，但是政府显然对于防止疫情做的不够。我这里分享一个盖茨的演讲. 他认为，有一天毁灭人类的，有可能不是什么核战争，自然灾害，而是这些微小的病毒。人类对于病毒的研究不够，如何防御、预防，爆发之后如何治疗，都还是停留在比较初级的阶段。谁病了，最好的办法就是单独隔离他，找到发病源头，控制不感染新的人，但是却没办法百分百治好感染的人，抵抗病毒还是靠人类自身免疫力。要是国家像军备竞赛一样来研究疫情，高度重视，建立大数据库，这样没准会很有帮助。

制度原因

就像前面提到的，之前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决定一切，这样可以集中力量办事情，因此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特别是基础建设方面，举世瞩目。但是到了今天，中国经济已经增速放缓，也面临转型。这时候国家的人才选拔制度、官员管理制度、法律法规，都得与时俱进。这次幸亏是省长、市长都有出来讲话，要是还是需要一个发言人，那就搞笑了。
但是改制度也是最容易引起国家动荡的。看到香港好多人以自由为名，行暴力之实，又会觉得，有一个强权政府也很重要。
但我想，随着中国国民素质的提高，大家会希望知道更多的真相，更多的自己做决定，自己去追求自己的理想，自己去了解事实。